近三十年数据显示，2 型糖尿病在发展中国家盛行，患者数量增长迅速，占全球糖尿病患者的 80%，预计南亚地区 2 型糖尿病患者从 2000 年至 2035 年间将增长 150%。除了老龄化、城市化及生活方式的变化，糟糕的子宫内环境及其导致的后天变化也是发展中国家糖尿病患者数量骤增的主要原因。
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曾预计，2013 年全球将有 3 亿 8 千 2 百万的糖尿病患者，而实际上患者数目已超过这一预测数值。有超过 60% 的糖尿病患者分布在亚洲，几乎一半来自中国和印度。
世界范围内糖尿病最流行的区域——西太平洋，目前糖尿病患者也超过 1 亿 3 千 8 百 20 万，预计到 2035 年将涨到 2 亿 1 百 80 万。患者数量持续迅速增长给全球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势必会阻碍国家甚至全球发展。因此，为了避免这场危及全球各国社会、经济、医疗保健的危机，需要采取行动预防病情的蔓延，须采取严格的国家预防控制计划，以克制这场由糖尿病引起的影响全球公共健康的「海啸」。
由于 2 型糖尿病普遍盛行是导致全球糖尿病流行的主要原因，近期来自印度晨奈糖尿病研究基金会的 Nanditha 教授等，通过 Pubmed 数据库和 Google 搜索引擎检索关键词「西太平洋地域糖尿病」，「南亚地区糖尿病」，「西太平洋区域 2 型糖尿病危险因素」，「南亚 2 型糖尿病危险因素」，「亚洲妊娠糖尿病」及「糖尿病预防」，搜集整理 IDF、WHO 和美国糖尿病协会的报告和经同行认可的文章对亚太地区糖尿病流行情况及致病因素予以概括和总结，成果发表在 Diabetes Care 杂志上。
糖尿病在亚太地区的流行趋势
1. WPR
WPR 各国经济状况各有不同，发达国家中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糖尿病的发病要低于发展中国家。IDF 曾预计 2013 年 WPR 地区会有 1 亿 3 千 800 万人患糖尿病，这占全球患病总数的 36%，其中中国的患病人数最多（1 亿 1 千 390 万）。此外，据 IDF 和 WHO 预计，一些小太平洋岛国（如托克劳），也有较高的糖尿病发病率。由于存在方法学上的差异，不同方法统计的数字也不尽相同（如 2005 年报道柬埔寨 2 型糖尿病发病率与澳大利亚类似，但阶段性模型研究则显示在 WPR 地区柬埔寨的糖尿病发病率很低）。
在 IDF 预计的 2013 年糖尿病发病结果中，中国跻身世界糖尿病第一大国，印度紧随其后。日本也将位列榜单第十名（720 万糖尿病患者）。
IDF 预计太平洋区域糖尿病患病率在各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有患病达 47.3% 的美国东亚萨摩亚群岛，也有患病仅 7.3% 法国波利尼西亚。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发病增加的趋势远超过发达国家。在近几十年中，太平洋区域糖尿病高发病风险始终存在，因此实际发病率总是超过预期值。
肥胖是 2 型糖尿病发病的主导因素，太平洋岛国肥胖和糖尿病人数都在世界前列。最新的 WHO 数据显示，在美国萨摩亚群岛，瑙鲁和托克劳超过 70% 的人肥胖，其他岛屿也显现了较高的肥胖率 [基里巴斯（50.6%），马绍尔群岛（45%），密克罗尼西亚联邦（42.6%），所罗门群岛（32.8%）和斐济（29.6%）。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太平洋地域就是糖尿病发病的热点区域，Prior 和 Davidson 曾报道，与欧洲新西兰相比，波利尼西亚人有较高的糖尿病患病率。1975 年，瑙鲁曾是糖尿病患病（34.4%）最高的国家，因高收入给国民带来不只有富裕，还有肥胖；不过，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糖尿病患病率趋势必将有下降的趋势。
20 世纪 80 年代，Zimmet 等曾对其他太平洋岛屿所使用标准程序统计出的高发病率做了验证。但大部分研究已过去了 20 多年，因此无法反映当前的发病情况。
太平洋地区长期数据的缺乏给糖尿病发病趋势的预测带来了困难。从 1978 年到 1991 年间，西萨摩亚群岛市区男性 2 型糖尿病发病率从 8.1% 增长到 9.5%，女性从 8.2% 发展到 13.4%；农村男性从 2.3% 到 7%，女性从 4.4% 到 7.5%。
2002 年，Colagiuri 等完整地报道汤加在过去 25 年中，糖尿病发病率从 7.5% 增长到 15.1%，其中 80% 的人是确诊的病例。
2005 年，King 等报道在柬埔寨境内，农村糖尿病的发病率为 5%，市区是 11%；农村 IGT 发病率为 10%，半市区是 15%。这些数值比 WHO 阶段研究的预计值高，有如此的差异可能因为前者是专门的糖尿病调查，采用 OGTT 作为判定指标；而 WHO 是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普查，所用指标是空腹血糖。
2006 年马来西亚糖尿病患病 11.6%，2011 年 15.2%(含 8% 的确诊病例)，2013 年为 22.9%，各时间段的观察对象有类似的年龄分布。泰国全民健康普查结果显示，从 1991 年到 1997 年，超过 15 岁的患病人数从 2.5% 上升到 4.6%，到 2004 年已达到 6.8%；2009 年超过 20 岁的成人空腹血糖异常的有 10.6%，糖尿病患者有 7.5%，由于筛选仅依靠 FPG、诊断病史或用药史，因此这些数据较真实值偏低。近 20 多年，新加坡同年龄段的患病率始终在 11% 左右，其中在新加坡生活的印度人（17.2%）较马来西亚人（16.6%）或中国人（9.7%）发病更普遍。
从 1960 年到 2000 年年初，韩国糖尿病的发病率从低于 1% 发展到超过 10%，韩国 2010-2012 年的健康与营养调查显示，基于 FPG 指标的糖尿病患病率达 10.1%，这表明近十年来发病率基本持平无变动，说明糖尿病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才更普遍，这一规律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做的研究结论类似。
2. 南亚
南亚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5，包括九个国家，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国人更易患 2 型糖尿病。在近几十年中，南亚地区糖尿病的流行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大部分国家（如印度）尚缺乏全国代表性的数据（诸如城市和农村患病率等）。
南亚糖尿病前期人群普遍存在，发展为糖尿病的速度非常快。近期研究显示，糖尿病发病率从每 1000 人中有 22.2 人患病到 9.1 年之后发展为 59% 的糖尿病前期患者都会发展为糖尿病。
2008 年一项南印度调查报告，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糖尿病发病率都较以往大幅增长，且印度其他地区也呈现出糖尿病发病率迅猛增长的态势。
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有超过 6 千 510 万人患糖尿病，跻身于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分别处于第 12 位和第 13 位。IDF 预计南亚糖尿病患病人数到 2030 年将增长到 1 亿 2090 万，其中 10.2% 为成人。毛里求斯（主要居住印度人口的印度洋岛屿）糖尿病患病增长速度最快。对马尔代夫城市和农村的普查结果显示，糖尿病发病率为 10.6%；但马尔代夫首都马累的一项报告指出，糖尿病在成人患病率达 4.5%，这个数值差异也是由阶段性研究筛选的指标不同所引起的。
南亚人群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如低 BMI、较高的胰岛素抵抗率、腹部肥胖及较高的糖尿病家族聚集性。近几十年来，发病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另外，南亚地区 2 型糖尿病的年轻化较普遍。由于青少年糖尿病发病型成熟以及成人的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普遍存在将导致未来糖尿病在该地区的发展进一步蔓延。
3. 城乡差别
在亚洲和 WPR 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使糖尿病发病率在城乡间的差异在缩小。在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所罗门群岛、萨摩亚和泰国，50% 的糖尿病患者都来自于农村。近期关于印度和中国的研究显示，农村糖尿病患病率增长速度高于城市。Hwang 等指出，从 1985 年到 2010 年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糖尿病的发病率已经增长了 5 倍。
4. 散在发病的糖尿病
南亚侨民比西方国家其他民族或当地人群患病率高。在南亚一些国家，与该国的白人相比南亚侨民 2 型糖尿病更趋于年轻化且病死率较高。
亚洲和太平洋岛国居民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欧洲和亚洲人口 2 型糖尿病发病危险因素类似，大多危险因素都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演变密切相关。某些危险因素集中在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近期多项关于糖尿病流行性的研究指出，糖尿病发病与饮食模式、久坐行为、遗传/表观遗传（包括肥胖因素）易感性有关，多数亚洲国家都存在营养过度的问题，对碳水化合物、动物脂肪、肉的摄取较多，而对食物纤维和蔬菜摄取较少。还有一点与美国类似，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含糖饮料的消费量也急剧增加。
饮食因素增加 2 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对亚洲人尤为重要，南亚饮食的特点是碳水化合物、反式脂肪、饱和脂肪的高摄入。在中国，米饭占血糖负荷的 60%，这与其患糖尿病密切相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主食一直是大米，但我们应注意到它能引起严重的血糖升高，而且亚洲人较其他人种更易发生由米饭引起的血糖升高。
活动少也是 2 型糖尿病重要的致病风险。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越发减少，尤其是现在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久坐时间的延长。因此，亚太地区防治糖尿病计划的重要方针和策略就是适当增加活动、减少久坐行为。
在多种族间已经展开肥胖与糖尿病的关系研究，相对于欧洲人来讲，亚洲糖尿病患者的 BMI 较低。虽然各自定义的肥胖和向心性肥胖的标准不同，但这丝毫不影响糖尿病风险的增加与肥胖相关的论证，这一点在欧洲和亚洲人群中都适用。
最近也有几个新风险因素称为 2 型糖尿病的环境因素，包括睡眠干扰和暴露于有机污染物、化学品环境等（表 1）。多数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这也是成人糖尿病盛行的主要原因。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2 型糖尿病的发展起源
Hales 和 Barker 最初观察低出生体重与成年患糖尿病、代谢紊乱之间的存在关联。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子宫内环境对后期疾病的发展至关重要，子宫内环境成为影响成年是否肥胖、是否患 2 型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疾病的关键因素。
荷兰的冬天和中国的饥荒时期的研究支持上述的子宫内营养学说，在那些早年生活在中国严重饥荒阶段的人群中，成年患糖尿病的风险明显高于同时期正常营养的人群，这种风险在中年时体现最明显。生命早期暴露于营养不良环境在环境改善后，则会出现高能量饮食特征，这与亚太部分地区 2 型糖尿病高发病率密切相关。
1975 年社会经济动荡造成食物短缺之后的几十年，柬埔寨 2 型糖尿病发病率与发达国家接近。二战期间，瑙鲁和其他太平洋岛屿（如：特鲁克）饱受饥荒，三十年之后，瑙鲁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最盛行的地区。以上例子都是由于战争和饥荒影响人们的健康后所带来的营养过剩情况。
除子宫营养不良与后代发病风险存在关联外，对皮马印第安人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母亲糖尿病或肥胖将给后代带来更高的患肥胖和 2 型糖尿病的风险。这一点在亚洲人群中体现的更突出，与欧洲和美国相比，亚洲人更易在年轻时患糖尿病，且 GDM 发病率也较高。因此，遗传因素增加了亚洲未来糖尿病患病率。
妊娠糖尿病
怀孕期间高血糖包括孕期高糖摄食和妊娠糖尿病。IDF 预计 2013 年将有 16% 的孕妇患高血糖，其中 11.8% 在 WPR 地区，23.1% 分布在南亚，亚洲 GDM 的发病率从 1% 到超过 20%。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比较了不同种族诊断糖尿病的标准，南亚地区由于 BMI 低，因此用 OGTT 作为诊断标准；太平洋岛屿和盎格鲁欧洲人的 BMI 高，因此诊断以空腹血糖为标准。
中国天津的孕期 GDM 筛查结果显示，从 1999 年到 2008 年 GDM 发病率从 2.4% 发展到 6.8%。国际妊娠合并糖尿病研究组织（IADPSG）近期的诊断标准被 WHO 采用，这一标准的执行可能使更多的患者符合纳入标准而致未来 GDM 发病率更高。越南的一项研究，应用 IADPSG 的标准使 GDM 患病率由 6.1% 调整到 20.3%。
患 GDM 的母亲所生的后代患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更高。鉴于 GDM 在亚洲人群中的高发病风险以及转基因、产妇营养对 GDM 的影响，一些亚洲国家已经采取了对孕前进行普遍筛查以尽早开展预防措施。
亚太地区的糖尿病并发症格局
糖尿病并发症存在种族间的差异。WHO 研究发现，在亚洲金融中心，糖尿病血管性疾病有相对较高的蛋白尿发病率。2000 年 2006 年新西兰一项囊括 65171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包括南亚 3166 例，东亚 1941 例）的研究指出，与欧洲人相比，太平洋岛国、南亚和东亚地区微量蛋白尿、蛋白尿和新进蛋白尿的风险增加 1.4 到 4 倍。此外，最近的多种族研究比较了不同种族间的糖尿病肾病发病率，美国少数族裔包括南亚和中国人，更易患有蛋白尿伴发的糖尿病肾病。
一项 Meta 分析关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结果显示南亚人群患病率低。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报道，与有欧洲血统的澳大利亚居民相比，亚洲人外周感觉神经病变发生率较低。
太平洋地区糖尿病并发症高于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太平洋岛居民糖尿病足及截肢在太平洋地区有较高发生率。
WHO 数据显示，南亚地区心血管并发症高，但是在中国、香港和日本发病率低。南亚人群周围血管发病风险低于欧洲人。
糖尿病并发症不仅在不同种族间存在差异，在不同年龄阶段也存在不同。亚洲糖尿病并发症在年轻人中发病比重相当可观，来自九个亚洲国家和地区 41029 例病人，18% 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在 40 岁以下，病程较长，远大于超过 40 岁患者的发病率。在香港，年轻的糖尿病患者有较高的合并心脑血管和肾病发生率，并且病程长。由此可见，2 型糖尿病并发症趋于年轻化应引起高度关注。
糖尿病的预防
糖尿病预防是减少糖尿病发病的可行方法。西方国家研究指出，强化改变生活方式（LSM）可以明显降低已处于 IGT 的肥胖和超重者的体重，可降低 58% 的糖尿病发病率。如果西方国家和中国 LSM 手段能得以施行，降低糖尿病发病的效果将持续至少 10-20 年。
中国大庆、印度糖尿病预防计划和日本预防方案等一系列亚洲人群的研究表明，LSM 是行之有效的预防 T2DM 的方式，即使对于非肥胖有强胰岛素耐受（体重不会明显降低）现象的人群也有效。值得关注的是，大庆 23 岁的 IGT 患者，在 LSM 后糖尿病发病、心血管及可能引起死亡的并发症都明显得到控制。LSM 计划目前在发达国家和南亚一些国家也在试行中。近期印度的研究表明，通过手机上健康生活方式的调整后，近两年糖尿病发病率明显降低，已从 27% 降至 18%。
LSM 手段要根据个人、文化、社会和社区水平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新加坡的糖尿病预防工作
据 2010 年新加坡的全国健康调查显示，在 1992 到 2010 年糖尿病患病率从 8.6% 增加到 11.3%，肥胖的发生率在不断上升从 6% 到 11%。在过去的十年到 20 年间，不难发现肥胖者易发展为糖尿病。预计到 2020 年，新加坡将有 50 万人患糖尿病，到 2050 年将发展为 100 万患者，仅由于年纪增长就导致增加了一倍的患者人数。
在新加坡用传统的方法预防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即加强公共教育以强化个人责任。新加坡摊食健康计划，是健康生活计划的一部分，成为了综合预防的重要手段。
摊食中心在新加坡是较有特点的，可以提供各种熟食，具有便捷、优惠的特点，在国人中很受欢迎。2010 年，60% 的新加坡人至少每周吃四次摊食、美食阁和咖啡摊子铺。可见，改善摊子铺食物的营养质量是新加坡实现广泛调整饮食方式的重要机会。
在新加坡，工作环境的安全和健康是指防止发生事故和职业病。但是糖尿病发病的增加且趋于年轻化以及退休年龄的延迟，将导致工作人群患糖尿病比重的增加。预计 2010 年新加坡工作人群将有 18 万人患糖尿病，这将导致生产力降低以至于损失 10 亿美金。这不仅是个人关心的问题，也是政府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由人力资源和健康部委联合推出职场安全与健康系统（TWSH），以作为维系工作人口健康和安全的国家法案。
小结
糖尿病盛行将给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大多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无疑将阻碍国家和全球的发展。为此，我们需要了解导致糖尿病盛行的主导因素，尤其是 2 型糖尿病起源和发展，以提供预防这场威胁大众健康的「海啸」的策略。预防策略应为母亲定制，预防子宫内环境、童年营养不良，并通过健康饮食和充足体力活动来预防 2 型糖尿病。为了避免这场危及全球各国社会、经济、医疗保健的危机，需要采取行动预防病情的蔓延。
由于糖尿病预防是未来公众健康计划中的重要部分，真实的数据至关重要。本综述强调许多缺失的亚太国家的数据，亟需流行病学资料和公共卫生规划来提供。印度和中国已经是糖尿病严重波及的国家，他们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移民群体。希望本文提及的糖尿病在亚太地区盛行的严峻形势及其并发症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问题能给全球以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