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园专访胡大一教授
丁香园通讯员：作为论坛主席，对于拜耳中国心血管病论坛这样一个专注于心血管领域最新动态的学术盛宴，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胡大一：现在心脏论坛会议多如牛毛，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可能会有所淡化。现在很多会议专家讲演讲课件都不变，内容也总是在生物技术上纠缠不休讲来讲去，没什么变化。我期待在新的一年中会换一个新的面貌。
今天来听了马长生教授的讲座，觉得“我家的红灯有人传”。马教授的幻灯片没有再讲基础细节，他讲了预防、整合医疗服务、怎样发动患者参与临床决策等等。最主要的问题，也是我多年来强调的问题：首先，除了全面的防治康复全面服务管理来体现关爱，让支架药片手术刀不再冰冷，这是马长生教授今天所讲的重要概念。
其次，是我多年呼吁的“硬技术软着陆”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以患者为本、公众健康利益至上的服务模式来实现技术的功力可及，那就无法实现技术的价值，这就是我今天上午讲的服务模式的问题。95年我就提出，一定要以这种服务模式，缩短救治时间，才能更好地体现支架的价值。
再次，开始思考是否所有患者都需要做支架。根据数据来看，38％的患者可做可不做，12％患者是阴性。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是否需要做支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医生要有一个明确的选择。一个成熟的医生，道德越来越升华，医术越来越精湛，越来越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每一个做心脏支架或搭桥的心肌梗死患者一定要有治疗后的管理。关于治疗后管理，我讲了五个处方：用心服务、运动处方、药物处方、营养处方、戒烟处方。心衰以及高血压患者要控制盐的摄入量。我希望今年更多地讲这些话题。
更重要的是医生自身的健康，我们曾经做过医生健康情况调查，三分之一的医生过度肥胖，很多医生连一些很简单的健康常识都不知道。医生的团队更多的是学技术，如果医生自己不改变自己，如果医生的生活方式很不健康，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吃饭、怎么运动、怎么健身，怎么可能改变患者？马长生教授今天也讲了健康调查的7个标准，中国的很多医生达不到这7个标准，以后的医生应该加强这些培训。运动营养是良医，医生只有自己好好学习这些内容才能给患者或给观众讲。
丁香园通讯员：在过去的2012年， 心血管领域发生过哪些重点事件，能否简单作以回顾？
胡大一：就像我在会上提到的，2012年的事件有很多医生没有关注，就说明大家未来的工作重点还没有真正地扭转过来。2011年9月联合国发布了应对非传染病挑战的政治宣言，联合国层面针对疾病只发表过两次，一次艾滋病一次非传染疾病。2012年主要是落实政治宣言，2012年国际和国内有两个最重要的事件，第一个就是25和25，联合国多方协作要有目标，2025年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提早死亡减少25%。这非常切合罗阳事件。
心肌梗死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造成了很多悲剧，像罗阳这样一个对我国军事、经济都有重大影响的人，51岁病逝，是社会巨大的损失。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心血管死亡是主要的，像罗阳这样的提早死亡，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实践减少非正常死亡的关键问题就是，心血管疾病防治的根本是零预防，这是一个共识，但我不知道中国心血管领域中，有多少人同意这个共识，并执行这个共识。
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增强，每个心血管医生的生活方式对全民健康意识影响很大。加强全民健康意识对减少非正常死亡有很大帮助，每个人都应该爱护身体。2012年提出了3个目标，既要充分合理，又要可操作，见到实效。第一要让老百姓动起来，一个月不少于5天，每天不少于30分钟；第二要控烟，特别是二手烟，公共场所不允许吸烟；第三是减盐，减到5g以下。纽约的糖尿病两支三支病变，左支干搭桥明显优于药物支架，总死亡率下降，这是一个避免商业驱动的研究，推动了临床发展。
丁香园通讯员：近年来，临床医生及患者、大众的心血管疾病预防意识逐渐增强，那么目前，具体临床实践中，心血管疾病预防，尤其是一级预防的实施情况如何？有没有落到实处？还存在哪些问题？
胡大一：我觉得一级预防二级预防的问题是共同的，主要是有工具、有理念，但不容易落实。主要是现在医院人满为患，看病的人太多，不可能去做一级或者二级预防。病人到各个医院去看说法都不一样，缺乏对病人系统的管理、全面的管理。综合管理是横向的，系统管理是纵向的。
在我刚当医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国家曾经有过成本非常低效果最好的医疗模式，大量是家庭医生、社区医生，特别是经过特殊培训的护士。医生和护士一起去看当地的高血压患者。帮他们调整地高辛的用量。现在很难回归那种模式，大医院应该让一些经过培训的护士或志愿者来帮助患者。
现在的专家与过去不同的是没有大健康的概念，比如说非典的时候我提出隔离，我觉得康复二级预防，健康管理一级预防，这两个预防互通有无。在技术一样、工具一样的情况下，更多的要用一些专业医师领导下的全科医师、护士和社工，扎根基层，把服务送到家里。面对中国的老年化团队，更应该把服务送到患者身边。我们现在有很多工具可以进入家里，中国一定要打破目前的体制，实现系统创新。临床决策和治疗效果预期都是一个系统。医学需要一种系统科学，当前的医院应该培育这样一个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