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ok的这篇报道已经发布一段时间了。1941年，Huggins和Hodges写下了第一篇关于激素治疗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文章。这是一篇广为人知的观察性研究：前列腺癌患者会因睾丸切除或雌激素治疗而倍感痛苦，但其症状会有戏剧性地缓解，外周血生物标志物（酸性磷酸酶）含量也会下降。Huggins因此理所当然地将1966年的诺贝尔奖收入囊中。自1941年至1970年代，前列腺癌治疗鲜有进展。
1971年，Andrew Schally及其合作者解析了促黄体激素释放激素(LHRH)的结构。稍后，人们成功合成了LHRH激动剂（LHRHa）并惊奇地发现它能够降低睾丸素水平，并能够缓解前列腺癌患者症状。于是它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外科手术而成为前列腺癌患者的福音。雌激素与LHRHa比较试验结果显示，二者药效相当而激动剂则更为安全。这些发现，与其后发展的LHRHa持续分泌策略，构建起了雄激素剥夺疗法的基石，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1941年以来前列腺癌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缓慢，直到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PSA)检查策略的出现。研究者发现PSA血清水平与疾病分期及复发风险均相关后，雄激素剥夺疗法的重点即从有症状的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人群中转移到了有症状的 PSA 水平上升人群中。
可逆性非雌激素去势疗法的发展，与PSA检查策略的可行性，构成了Crook研究的概念性的地基。此外，临床前研究显示，间歇性治疗可延长从开始化学去势治疗到产生激素抗性的间隔期。考虑到男性去势治疗的长期性，而间歇性雄激素剥夺疗法可能提供更好的疾病控制，也可某种程度上缓解去势相关性不良反应，这使得这种疗法具有了更迷人的前景。
Crook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是有关间歇性VS持续性雄激素剥夺治疗非转移性前列腺癌的研究中最彻底的。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我们发现，在6.9年的中位随访期后，并没有有关生存期的组间差异出现。试验中尽管对放疗后 PSA水平上升的患者采取雄激素剥夺治疗，随机取样的1368例患者中仍有524例患者死亡。大部分患者死亡原因与优先诊断无关，仅有14.2%的受试者（1386例中的197例）死于前列腺癌。这样，大部分的无症状患者经早期雄激素剥夺治疗在将近7年的随访期后并未死于前列腺癌。那么在更长的随访期后，是不是有更多的患者死于前列腺癌？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死于前列腺癌与死于其他原因的患者比例是否不变则不清楚。我们也注意到放疗后 PSA水平上升的患者在开始雄激素剥夺治疗后表现出一段长时间的激素敏感持续期（约10年）。
虽然目前文献中还没有报道至去势抵抗性疾病出现的时间，但仍可估算出中位随访期约10年的试验中受试者去势抵抗性疾病的发展状况。这篇试验中报道了患者生活质量的差异（赞同间歇性雄激素剥夺疗法），但考虑到评估的时间，差异的整个呈现过程尚不清楚。持续性雄激素剥夺疗法会加速某些患者的死亡吗？持续性治疗组与间歇性治疗组(162 人vs. 148人)相比，前者非前列腺癌死亡数目稍有增加—结论与其它研究相协调，然而因果关系却不能明确。
我们从这项试验中得到了什么？究竟哪些 PSA水平上升的患者才需要治疗，仍不得而知。患者组不均一，而且仅有一小部分PSA水平升高的患者能得到期望的临床结果。考虑到许多患者前列腺癌的发病进程较慢，无症状患者从雄激素剥夺疗法的受益程度究竟如何，恐怕不易下定结论。
与Huggins的时代相比，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太多关于雄激素剥夺疗法的不良反应事件（如，糖尿病，骨质疏松症，以及骨骼肌衰老等）。在Huggins的时代，此疗法带来了对病症的缓解。今天，雄激素剥夺疗法被典型地应用于无症状男性患者人群，但治疗有症状人群的风险-获益比与前者完全不同。Crook等人的试验中究竟有多少人本没有必要暴露于副作用之下，雄激素剥夺疗法的代价有多大？与不加治疗相比，这一人群中究竟有哪些人受益于此种疗法，我们所知甚少；而对于确切能从这一疗法受益的人群，究竟何时才是治疗的最佳时机，我们仍然不甚清楚。与转移性无症状前列腺癌患者相比，是否对于PSA 水平上升的无症状患者的早期雄激素剥夺治疗会受益更大？这些疑问困扰着我们的领域，比起往日，今天的我们离答案并没有更近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