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冠状动脉造影虽然是诊断冠脉疾病的“金标准”，但它确实存在以下局限性：由于造影显示的是血管腔的平面侧影，不仅对冠状动脉血管壁的信息特别是冠脉病变的负荷程度、分布、性质和血管重塑等信息的缺失，而且对于偏心、成角、钙化、不规则病变有时难以发现；造影对冠脉病变程度的判断通常以病变远端和近端相对正常血管段的管腔作参照，对于冠脉血管全程弥漫存在的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即病变的近远端无“正常”血管参照，病变狭窄程度判断会不准确；此外，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血管重塑，造影不可能对这些血管壁的变化进行判断。
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左主干病变更加特殊。因为左主干狭窄直径超过50％就会影响长期预后，而且造影的局限性在左主干造成的误差明显高于其它三支血管。既往完成的多项研究均显示：左主干病变造影判断的差异度是最大的。其中一项在临床有经验的介入医生和临床介入研究人员及造影研究质量控制人员之间进行的“背对背”比较研究显示：对于左主干这样一个对患者预后如此重要的判断，三组之间的平均一致度仅50％左右，尤其是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及质量控制人员之间的差异更大。另外一项以血流储备分数（FFR）为“金标准”的研究显示：4个非常有经验的介入医生对左主干病变程度的判定准确度均没有达到50％。
究其原因，可能包括下述几方面：左主干开口与升主动脉成角，左主干短而没有好的参照血管段，造影剂返流影响对开口病变的判断，层流导致假阳性的狭窄判定，以及远端分叉部位可能被前降支、回旋支，有时还包括中间动脉遮挡等。笔者在美国曾经亲身经历一名“典型”造影左主干开口病变患者，她两次经历外科搭桥手术，又两次发生桥血管闭塞，最后，经血管内超声（IVUS）、冠状动脉血流储备和FFR检查，患者仅有左主干开口负性血管重塑，没有任何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针对上述造影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如此重要的左主干病变判断方面的“不足”，仅仅根据冠脉造影确认左主干病变需要十分小心。针对其不足，目前有两项技术可以帮助完善信息。一个是IVUS，目前国际上较为认可对左主干病变干预与否的判断指标是，最小管腔面积6mm^2，最小管腔直径小于3毫米。其中一项包括122例左主干临界病变患者研究结果显示：定量冠脉造影测量（QCA）平均42％狭窄的左主干病变患者延迟进行治疗干预，其1年事件率为14％，其中对事件能够进行独立预测的因素包括：糖尿病、超过50％右冠狭窄和IVUS最小管腔直径及面积。
Jasti等完成的一项以FFR为“金标准”的左主干病变研究显示：IVUS最小管腔直径2.8毫米和最小管腔面积5.9mm^2，分别具有93％和98％，及93％和95％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并且和患者远期事件率明显相关。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左主干最小管腔面积超过6mm^2的患者延迟进行介入治疗，其两年无事件生存率为87.3％，与低于6 mm^2的进行干预的患者相比无显著差异（p=0.3），后者无事件生存率为80.6％。近期韩国Park医生完成的另外一项研究将IVUS最小管腔面积判断值从6 mm^2减低到4.8mm^2，但还没有获得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除了IVUS，另外一个技术FFR，目前国际上较为认可的评价标准是0.8。一项相关研究显示：FFR超过0.8的患者延迟进行血运重建治疗，5年无事件生存率为89.9％，根据FFR进行血运重建治疗组患者5年无事件生存率是85.4％（p=0.48），两者无统计学差异。
因此，上述两种技术可以分别从解剖学和功能学角度为造影提供补充信息，尤其重要的是，上述研究提示，当左主干病变没有达到解剖学或功能性干预指标时，延迟治疗是相对安全的。
如果没有上述两种装备在导管室，一些临床经验也可以帮助认识造影的“误区”。如果常用5F造影导管就导致压力嵌钝，通常有较严重的左主干开口病变；如果5F造影导管没有压力嵌钝，但头位造影显示左主干病变“严重”，而足位造影显示左主干病变不“严重”，通常可以参考足位造影结果，这可能是由于左主干开口夹角较大造成的；尽管左主干造影显示没有“明显”病变，但其直径和前降支或回旋支等粗，通常意味着左主干弥漫病变；在使用6F的指引导管过程中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分析；多角度造影充分暴露左主干远端分叉部位病变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