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M-HIGH（多中心、双盲随机设计）被“叫停”事件的焦点莫过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长期以来，HDL-C一直被冠以“好胆固醇”的名声，其实HDL-C也有“好”、“坏”之分，这个观点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格芬医学院本杰明·安舍尔（Benjamin J. Ansell）教授。他对HDL-C“质”（功能）而非单纯“量”（血清水平）的思考使“HDL-C就是好胆固醇”的光环被摘下。
Ansell教授认为，只有健康人体内的高密度脂蛋白（HDL）才具有“好处”，如抗炎、促进胆固醇逆转运、减少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CP-1）生成等；而在一些疾病或致病因素存在前提下，HDL则显示出它的另一面——致炎、促进胆固醇逆转运的能力减弱、抗炎和抗氧化活性降低、促进MCP-1和黏附分子表达（图）。这些诱发HDL“变身”的因素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外科手术、血液透析、感染、饱和脂肪摄入量过大、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他对HDL作用的“再诠释”被不少国内外专家关注，我们也十分感兴趣。由此，我们对Ansell教授进行了专访。
Ansell教授告诉我们，HDL-C血清水平低的患者通常被认为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但其实这一相关性并不“完美”。一些HDL-C水平很低的人群，其冠心病发生风险也很低。例如，2001年，意大利学者西泽·辛托瑞（Cesar Sirtori）首次发现，携带血浆载脂蛋白A1（ApoA-1）突变体（ApoA-1 Milano）且HDL-C水平较低人群的心脏和动脉结构并无改变。
HDL-C水平高就意味着具有保护作用吗？2003年，Ansell教授研究团队发表在《循环》（Circulation）杂志的一项研究回答了上述问题。在20例冠心病患者中，尽管其HDL-C水平非常高（>84 mg/dl），但这些HDL颗粒反而加速了炎性代谢过程。所以，尽管现有指南都规定了HDL-C的“理想”水平，但实际上并不存在HDL-C靶目标值，Ansell教授说道。
包括Ansell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发现，几乎在所有心血管疾病和其他慢性炎症疾病如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克罗恩病、代谢综合征、慢性肾脏疾病、红斑狼疮的患者中，均有促炎HDL的“身影”。在系统性炎症水平较高个体中，促炎HDL颗粒更多。Ansell教授等研究发现，HDL促炎或抗炎特性对冠心病的预测能力优于C反应蛋白。然而，仅凭HDL-C水平很难评估某个体的患病风险。
有些学者建议应对改善HDL-C功能的治疗得失作出评价，但可惜，目前在不影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前提下、单纯升高HDL-C水平的干预措施还未被发现。因此，对升高HDL-C水平有效性的评价是医学工作者的一大挑战。
医学工作者也正在为哪项HDL功能性检测手段更能说明问题而感到困扰。现有检测技术缺乏标准，且大多还只能用于实验室研究，难以推广至临床试验。磁共振波谱法和电泳迁移等虽可对HDL进行分离检测，但仅能“看”对HDL结构，无法反映其功能，Ansell教授解释道。
“而现在，临床医生就要在这种证据不足的基础上，被迫作出干预HDL-C的临床诊治决策。”Ansell教授说，虽然他本人认为HDL-C水平较低者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确有所增加，但目前他并不推荐医生施加单纯旨在升高HDL-C水平的治疗；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治疗方法反而增加了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此外，在慢性系统性炎症患者中，改善HDL-C功能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同样的话题，我们采访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李建军教授。他对HDL-C被氧化修饰后产生的促炎性表示特别关注，未来或将对此开展病因学研究。“HDL-C就是保护因素”观念的转变改变了疾病管理模式。“原先我们看到HDL-C水平低，就要提升，就希望可看到获益，但实际并非如此简单，这正体现了生命科学的复杂性。”李教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