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ovambattista Desideri教授：炎症或为心脑、呼吸系统疾病桥梁
近年来，心、肺与血管病可能存在共同的病理生理学机制的循证医学证据日渐充实，兼顾主要危险因素干预与炎症控制的综合防治策略成为心、肺、血管共病的理想对策。
心脑血管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系统性、全身性、持续进展性动脉粥样硬化，尤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被确证是致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冠心病、脑卒中等）的直接原因。Desideri教授强调，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机制研究与大规模临床试验均显示，动脉粥样硬化实质是慢性炎症病理过程，炎症反应贯穿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以及斑块破裂、血栓形成的全过程，是内在和外在危险因素致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中介与中心环节。
心脏像人体的“发动机”，把携带充足氧气和养分的血液泵至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肺更像“加油站”，在回收二氧化碳、废物的同时把氧气和养分交换给“能源”耗尽的血液。二者不仅位置相邻，职能密切衔接，且常见心肺共病，炎症反应是否为内在互通机制正是Desideri教授的报告重点。
炎症与心脑血管病
研究表明，肥胖、高血压、糖脂代谢异常等高危人群的血浆C反应蛋白（CRP）、VCAM-1、ICAM-1、P-选择素、可溶性CD40配体等炎症标志物水平明显升高，且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目前发现的致动脉粥样硬化或加速斑块破裂的可能炎症过程包括间质胶原合成减少/降解增加、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凋亡增加、基底膜胶原降解增加、血小板活化以及组织因子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原激活物表达增加等。现有证据一致证实，CRP或是现阶段评价重要致动脉粥样硬化机制炎症与内皮活化的较理想指标：hsCRP与冠脉病变复杂程度呈正相关，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脂核呈高表达；即使在健康人群，hsCRP水平关乎冠心病及其死亡、脑卒中或外周血管病危险。
近年来针对炎症机制的药物干预成果证实了Desideri教授的预见——抑制炎症必将从机制层面为动脉粥样硬化防治带来更大收效。如JUPITER研究印证，对hsCRP升高而血脂正常者，他汀治疗的主要心血管获益源自降低LDL-C和减轻炎症。因此，干预常规基础上增加炎症靶点或可更大获益。
炎症与呼吸系统疾病
炎症反应还是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与哮喘发生与发展的重要致病机制，如患者的CRP、纤维蛋白原等炎症指标呈高水平表达。临床观察还表明，并存严重气道阻塞与高CRP水平的COPD患者，将面临更大的心脑血管隐患；丙酸氟替卡松/沙美特罗治疗的COPD患者的动脉僵硬度改善明显。Desideri教授表示，其或与COPD的自身系统性炎症进展导致颈动脉、主动脉僵硬度增加，继发冠状动脉或脑动脉粥样硬化有关。而且经吸入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的哮喘患者可同时获得颈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改善益处。有专家指出类固醇激素抗炎治疗可同时获得心肺获益的结果再次印证，心、肺和血管疾病可能存在互通机制，干预炎症对心血管事件链均具有明确获益（图1）。
刘梅林教授：构建与优化防治体系应对老年心血管病负担
社会老龄化已席卷全球，使中国已然不堪重负的心脑血管病负担“雪上加霜”。现阶段，逐步建立与优化老年心血管病防治体系是应对这一世纪挑战的唯一出路。
《2010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居民冠心病、脑卒中死亡率为94.9/10万和126.3/10万，农村人群分别为71.3/10万和152.1/10万；中国每年因心血管病死亡人数达300万人死亡，占全因死亡41%，成为国人首位死因。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60岁以上人数达1.78亿，占人口总数的13.26%；65岁以上人数达1.19亿，占人口总数8.87%；从2001年开始，中国老年人群正以年3.28%速度增长，预计到2050年，其占总人口数比例将升至25%（约4.37亿人）；八成死于冠心病或脑卒中者为65岁以上老年人；2009年，心血管病住院患者的治疗药物花费约300亿人民币。
回顾触目惊心的流行病学数据后，刘教授表示，心血管病给国人带来的健康影响与经济负担尤甚。同时，社会经济发展矫健步伐与健康事业蓬勃发展附带的老龄化问题已是无法回避的全球话题。作为全球瞩目的人口大国与经济起飞国家，中国“未富先老”。据刘教授介绍，尽管目前中国已开始创建老年医学医疗保健体系，包括综合医院的老年医学专科、老年医院、社区保健和家庭护理等，已基本具备实现急性期救治、慢性病管理与长期健康保健的无缝链接的能力，但遗憾的是，国内尚缺乏老年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及委员会认证制度。而且，临床医生初级预防意识薄弱，二级预防力度欠缺、老年心血管病诊治相关循证医学证据未充分整合等因素也无法满足目前国内老年心血管健康保健的实际需求。因此，逐步建立与优化老年心血管病防治体系是应对这一世纪挑战的唯一出路。
近年来，早期、积极干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已成为有效防控心血管风险的必经途径。大量研究证实，国人的主要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吸烟、超重/肥胖、糖脂代谢异常、体力活动减少和不良膳食习惯，因此上述因素均成为临床干预的必要靶点。治疗性生活方式改变是各项心血管病防控措施的基石，而良好的血压、血糖与血脂控制是实现心血管健康的必要保障。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心血管高危人群，合理的药物治疗与相关实验室监测同样不可或缺。
刘教授重点给出了阿司匹林一级预防的应用建议，即用药前全面评估患者的获益与风险，阿司匹林75——100mg/d的适用人群：年龄大于50岁、有靶器官损害或糖尿病，且能良好耐受抗血小板治疗患者；10年心血管风险>10%的患者；并存≥3个危险因素的患者，如脂质代谢异常、吸烟、肥胖、年龄50岁或早发心血管病史。80岁以上的老老年人虽同样可从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疗获益，但需警惕高出血风险。对于部分无法耐受阿司匹林治疗的适应证人群，可考虑给予氯吡格雷补充或替代治疗。
RobertoSterzi教授：干预同型半胱氨酸助力脑卒中预防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明确的脑卒中危险因素，明确遗传学和环境因素的复杂影响有助于医生彻底阐明二者的内在关联，而完善同型半胱氨酸检查与适时干预有助提升防治效果。
近年依据我国约75%的成年高血压患者伴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以及后者与脑卒中风险密切关联的临床现象，国内学者提出“H型高血压”概念，由此引发人们对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关注。
Sterzi教授指出，事实上，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可通过介导内皮细胞氧化应激反应或凝血系统功能紊乱等机制引发多系统不良临床事件，因此同型半胱氨酸（Hcy）成为脑卒中、血管疾病、精神发育迟滞、精神障碍和眼病等早期实验室预测指标。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证实，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导致脑卒中首发与复发的重要危险因素，尤其与脑卒中亚型脑白质疏松症风险密切相关，在国人同样证实存在上述特点。而且，近年来全球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更成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致脑卒中危险的“加速器”。
谈及Hcy临床检测，Sterzi教授建议首选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得空腹总同型半胱氨酸（tHcy），而且抽取血样后即刻行离心操作以确保结果准确；对于轻度转硫功能异常患者，测定蛋氨酸负荷后的Hcy水平有助进一步提高检测的敏感性。目前推荐的tHcy正常值为5——15μmol/L，16——30μmol/L、31——100μmol/L和>100μmol/L分别提示轻、中和重度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Sterzi教授介绍，纳入13项随机对照研究的meta分析证实，通过补充叶酸干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可以预防脑卒中风险。鉴于心脑血管病分享众多危险因素与动脉粥样硬化致病机制，人们对干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获益寄予厚望，但HOPE2试验结果不尽人意：补充叶酸、VitB6和VitB12纠正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虽可显著改善心血管病患者的脑卒中危险（HR=0.75），却未实现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主要复合终点获益。
